红酒世界与暨南大学旅游学院再续前缘

在其政治纲领《建国大纲》里，即能见到关于民生主义的丰富阐发。

通过这次修法机会推动行政复议责任合理分配和追究机制进一步完善，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些地方（如江西等地）此前进行的类似转换探索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行政投诉制和行政协调制，是灵活、柔性的行政方式，须认真建构和良善运用。[10]实际上，这意味着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协调机制，这亦是一个新课题。三是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这是因为复议机关为避免败诉后果，必然设法促使被申请人改变原行政行为，随后还会促使原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改变原行政行为。由于条理法是从法律生活中概括出的法学概念（类似于实体法、程序法、制定法、自然法、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等高度抽象的法学概念），它多面向地广泛存在、多领域都富有功用，它先在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指引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运用，特殊条件下直接发挥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范作用。因为，作为中立裁决者的行政复议委员会是专门设置的纠纷解决组织，其完整行使解纷职权、履行解纷职责，但并非被申请人的上级行政机关，没有作为上级行政机关那么多的行政资源、行政手段和权力空间，所做复议裁决（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评价）并非行政行为，不存在上下级行政机关做出了相同的事实判断和法律处理的行政行为故应当被告的情形。

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机制 行政复议方法 规范性 效率性 公正性 。[6] 这是因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与被申请人的被诉行政决定实际上是做出了相同的事实判断、依据相同的法律规范、做出了相同的依法裁断，二者完全竞合了，既然后者要当被告，当然前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责不上身，也得当被告。同时也讲到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30]〕文化兼具现实性和历史继承性。〔[13]〕  姜春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9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第171页。在具体工作中，权威性的支持工作与监督工作之间可能存在张力。〔[87]〕本来，仅仅目标具有价值，手段无所谓价值，将手段加以价值评判实际上是将目标的价值性分解到了手段上。

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就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制定机关按照人大所提意见对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各个方面的关系是否协调得好，是检验各级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怎样的一个重要标准。

〔[37]〕和为贵强调对立面的均衡与统一，这种观念所追求的不在于形式，更强调它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传统中国倡导贵和尚中，以和为最高价值。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的工作办法》、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等规范性文件，都应考虑向社会公开，以便公众更好地参与和监督。这种支持，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

〔[15]〕  吴邦国：《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6页。〔[18]〕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6年3月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4期，第272页。〔[89]〕  程姝雯、王秀中（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违法文件发出纠正督办函 合宪性审查已箭在弦上》，载《南方都市报》2018年3月1日第AA06版。〔[50]〕  参见前注〔46〕，张春生等文，第9页。

〔[20]〕 其实，就修辞而言，更准确的用语似乎不是支持，而是督促。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制度设计就是把被监督机关自行纠正作为监督机关行使撤销权的必经前置程序。

〔[53]〕  参见前注〔31〕，王沪宁主编书，第367页。凡属违宪的法规及其处理情况，应一律向社会公开。

初稿曾获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优秀论文、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2018年优秀论文二等奖。〔[50]〕这也是国家机关之间和为贵的一个体现。而伴随着文化之历史继承性的，又是文化之民族性。〔[48]〕尽管当时法学界以孙志刚事件为教训，严厉指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在着与宪法关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以及与行政处罚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问题，但从吴邦国的上述批语可以看出，人大方面并不认为法规违宪违法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执行中的问题，因此建议国务院研究、纠正。另一方面，从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设法规备案审查室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定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这说明备案审查制度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二）柔性的备案审查与和文化 1999年立法法草案征求意见时，有地方在反馈的意见中提出，备案和撤销制度作用有限，过多行使撤销权，会损害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威信。

例如，1998年5月26日，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汇报会上，有同志说，人大监督不如《焦点访谈》有力，其实只要人大做一件监督政府的事，公布于众，威信就起来了。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参见朱宁宁（记者）：《聚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关键问题》，载《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6日第10版。〔[16]〕  前注〔12〕，彭冲文。

〔[35]〕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9]〕  前注〔19〕，李鹏书，第538页。

二是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2]〕  参见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39-143页。进一步地，1989年工作报告从一般原则而非具体工作层面对人大监督权作出了法理论述：人大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人大依法进行监督，对它们的工作既是支持和促进，也是必要的制约。国务院应当在决议规定期限内，将执行决议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协调各方，其政治宪法学意义至少有：第一，最大限度凝聚国家与社会在价值问题以及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共识。注意和文化在国家生活中的有限性，以及通过细化督促自纠程序、加大公开力度等具体制度来推动人大监督的刚性化。

第二，作为与监督并行的支持，其修辞格式为既有监督又有支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44页。

〔[75]〕当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所采取的具体的协调机制是不同的。一是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来公布法规审查的数据已成常态，并且公布数据渐趋细化。

一味地为了和谐而和谐，而不以礼（制度）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从文化层面分析，支持型监督理念的背后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它倾向于主张人大慎用少用撤销、质询这类硬性的监督方式。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支持，即人大的监督是一种督促型监督、支持型监督，而不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约型监督甚至否决型监督，因而便有了本文所谓的支持型监督。〔[74]〕  参见[美]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109页。

〔[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也把制定机关自我纠正与撤销并重的原则列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4个特点之一，并认为这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又有利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较之其他宪法监督制度实行的撤销、宣布无效、拒绝适用等制裁形式更为灵活。〔[57]〕乔石说：监督的目的是希望把工作搞好。

〔[78]〕  栗战书：《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10日），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14期，第5页。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人大法工委可派人参加），切实纠正现城市中收容遣送工作中的问题。

〔[88]〕  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4页。〔[3]〕  马岭：《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3期，第39页。